对雅斯贝尔斯来讲，“德意志”这一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地域概念，还不如说是一个精神概念。雅斯贝尔斯自己说，德意志是“语言、故乡、出身”（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Ｗｅｌｔ．Ｒｅｄｅｎ ｕｎｄ Ａｕｆｓ?ｔｚｅ．Ｍüｎｃｈｅｎ １９５８．Ｓ．３５６），实际上它超越了民族语言的界限，是在诗
１９１９年一次大战之后，当时柏林大学校长要求全德国大学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以反对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表示抗议。雅斯贝尔斯对当时德国学者对此所普遍持有的“战败者的倒霉”和“德国人民的耻辱”的看法极为反感，认为大学不应当被卷入国家政治的漩涡之中去，指出德国大学应当是“一所西方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雅斯贝斯哲学自传》，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８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标页码）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德国大学的“起源是在欧洲的中世纪，而不是在区域国家时期，这种区域国家只是接管了我们……没有比之此刻更需去维护一个人类的社团的超国家的地位了。”（第５８页）基于以上的理解，雅斯贝尔斯并没有像其他民族主义的教授一样在文件上签字。在谈到从马克斯・韦伯那里所继承的政治思想时他写道：“世界的境况把一种责任置于一个民族的身上，这个民族通过它的政府已变为世界强国，它不能逃避这种责任。后代子孙也将继续负有这种责任……我们的任务和机会就是……：彻底的自由主义精神，个人生活的自由和多样性，西方的伟大传统。”（第６６～６７页）很明显，雅斯贝尔斯的德意志身份认同，实际上是对欧洲精神的认同，他认为，真正的德意志知识分子有责任秉承欧洲理性的传统。自公元８００年，罗马教宗给查理大帝加冕称帝之后，查理就变成为了古罗马世界帝国的皇帝和基督教的保护人，而德意志民族便背负起了欧洲罗马帝国的传统，自觉地承负了基督教普世的伟大理想。到了近代，随着德意志民族在哲学上取得的超尘拔俗的功绩，康德、黑格尔以来的德国知识分子大都认为德意志所传承的就是西方精神。这样一个德意志传统所强调的信念曾经支撑着德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将自己看作是人类的盗火者，将传承欧洲传统看作是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希特勒上台之后，雅斯贝尔斯又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德国人成为了问题，他在询问自己做一个德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德国人，做一个德国人是自然的、毫无疑问的，它是指语言、环境、历史遗产，是我从幼年起便参与的心智方面的传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权利本身，任务在于使权力为道德－政治的观念服务。”（第７７页）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一直固守着韦伯对他的教诲，这种权力意志是“使精神和道德的生存得以实现的意志，这种精神和道德的生存凭借权力来坚持阵地，但同时把权力置于自己的管束之下。”（第６８页）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斯・韦伯从来不会像１９３３年在德国领土上的大多数人那样为了权力而出卖德国人的灵魂。”（第７７页）也就是说，纳粹极权下的大多数德国人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帝国的权力意志，不惜任何代价地出卖着自己的灵魂，而这样的帝国却是极具欺骗性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对德意志的理解，雅斯贝尔斯认为无论是俾斯麦在１８４８年潮流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小德意志，还是所谓的第二帝国，在精神上都是具有迷惑性的。政治的德国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德国，一个假象而已。俾斯麦在１８６２年９月３０日的演讲充分暴露了其反欧洲文明传统的嘴脸：“德意志所关注的，并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权力……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能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表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错误所在――而是要用铁和血。”（Ｏｔｔｏ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ｉｎ ｓｅｉｎｅｎ Ｂｒｉｅｆｅｎ? Ｒｅｄｅｎ?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Ｍüｎｃｈ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９１９?Ｓ．１５３）因此，雅斯贝尔斯认为，德国的政治面貌仅仅是德意志概念内涵中的一个方面，并且是“其中不幸的一面，是从一个灾祸到另一个灾祸的历史”。（第７８页）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德国――它具有数千年完全不同的、极丰富的东西……‘德国人’只是被德国语言和在这种语言中展示出来的精神生活所集合在一起的，以及凭借这种语言使自身得以传达的宗教和道德的现实……‘德国人’生活在伟大的精神王国之中，从事精神上的创造和战斗，它不需要称自己为德国的，它没有德国的意向也没有德国的骄傲，它在世界范围内传达着的事物与观念中过着精神生活。”（第７８～７９页）也就是说，在俾斯麦统一后的领土上以及在世界各地的以统一体的民族形式存在的德国人的观念实际上是其次的，真正的德意志应当是“在世界范围内传达着的事物与观念中过着精神生活”。
在四十年代初期布克哈特（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写道，他认为明确告诉瑞士人他们是德国人，这是他的使命。对此雅斯贝尔斯也认为，如果我们将这个德国理解成为“有数千年之久的、完整的、伟大的、精神－政治的德国”的话，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他写道：“布克哈特讲的话今天不再有谁懂得其中的含义了。”（第７９页）可见，他时刻担忧欧洲精神的丧失。
雅斯贝尔斯的妻子格特鲁德是犹太人，在纳粹时期成为了专制的对象。相依为命的妻子竟被自己的祖国出卖，这是雅斯贝尔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尽管格特鲁德是犹太人，但她却是出生在德国、受到德国人文教育的“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因此雅斯贝尔斯对“什么是德国人？谁是德国人？”提出了疑义：“１９３３年，我的妻子由于是一个德国犹太人而被德国所叛卖，当她拒绝了她爱得或许比我更深的德国时，为了使她重新肯定德国，我明确而骄傲地回答说：就把我看作是德国。”（第７７页）与雅斯贝尔斯的学生、他们夫妇的好朋友汉娜・阿伦特以及其他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相类似的是，在文化传统认同上格特鲁德也认为自己是同化了的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她的确很少就其犹太身份进行过认真地思考。理查德・沃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ｏｌｉｎ?１９５２～）在他的新著《海德格尔的弟子》一书中在论及德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时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认同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优点的观念等于承认放弃传统的犹太人身份。实际上，就德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说，许多犹太人变得比德国人更像德国人。”（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页）对爱德国比雅斯贝尔斯更深切的格特鲁德来讲，德国实际上是她唯一的祖国，她害怕无所认同、无所归依。德意志对她的拒绝而使她受到的心灵创伤，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灾难性的。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的第二年，雅斯贝尔斯的父亲――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正直的德国人――在给儿子的信中称：“我的孩子，我们失去了祖国。”老雅斯贝尔斯所要表达的是，德意志从欧洲文明中所继承的“自由”、“理性”、“民主”等精神，在独裁的纳粹党上台后都将荡然无存。那些承载着欧洲文明的德国人在这样的国度之中是没有什么祖国而言的。
１９３９年雅斯贝尔斯有几次可能离开纳粹专制下的德国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他不谙熟异国的语言，对外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心理。其二，他也担心邻国政局的摇摆不定，再有就是他将可能收入菲薄。其实最让他难以割舍、魂牵梦绕的是这片德意志的土地。在１９３９年２月６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只能是我的躯体而非我的灵魂高蹈国外。格特鲁德亦复如此。如果祖国被强暴地从我们手中夺去，每一寸别的土地对我们来说都是背井离乡……出走国外意味着行动，意味着对命运的介入。留在此地决不意味着罪愆，它不是介入，而是对属于我们的一切和我们所可能有的权力的固守，是对这片土地和我们力量的源泉的执着，保持与其声韵气息的相亲相近。”（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７～１２８页）最终他还是没有离开能让他在此承继欧洲文化精神的这片土地。在３月１４日的日记中他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和那制约着我的创造能力的我们共同的生命方式继续成为可能，那么，不仅我可以在德国这里工作，而且我的著作也会在此处获得最大的推动。这之间保持着与德意志精神强有力的纽结，虽然，它已经变得不可视见了，而这就要求我忍受所有的痛苦，允许我只有在极端必需的情况下方可移居国外。”（同上，第１３３页）“只有在德国，我才能够怀着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基础的爱恋而生活……”（同上，第１３５页）“即便作牺牲，我们也是在祖国家园，清白无辜地任凭他们摆布，但却会被那与我们死在一起而仍然永恒的饱经磨难的精神本身所滋养所抚慰。”（同上，第１３７页）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作为青年德意志诗人的海涅。由于对普鲁士政治的厌恶，海涅被迫离开了德国。最终葬在巴黎的他，终其一生却时刻不在思念着他的“德意志”：“当我在夜里梦想到德意志，／我便不能安睡。”“啊，德意志，我遥远的爱人，／我一想到你，我差不多要流泪！”我想，同样刻骨的德意志情结，使得雅斯贝尔斯没有办法离开这片土地。
１９３３年以后雅斯贝尔斯就清醒地意识到了，Ｆｉｎｉｓ 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ｅ（德意志的末日）就要到来：“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再有一个德国了。但是这许多讲德国话、参与事件、来自失败了的德国的德国人，还将继续下去。他们该做些什么，是什么给了他们生存的价值，他们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德国人，他们还有什么任务呢？――这些问题必然会迫使德国人觉醒。如果一个人要重新忠诚于且无愧于他们的祖先，那么，失去了真正德国人的感觉――这种感觉经过许多代人传给我们――必然会使人回忆起他们的出身。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得到回答，觉醒也还没有实现，但它在每个真正德国人的灵魂中燃烧着。”（第７８页）显然在这里，雅斯贝尔斯所谓的德国人的意义在于秉承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化和精神的传统，他觉得欧洲精神的延续还有待于德意志民族的真正觉醒。拥有这一德意志观念的雅斯贝尔斯，在１９４５年针对挪威女作家翁塞特（Ｓｉｇｒｉｄ Ｕｎｓｅｔ?１８８２～１９４９）对整个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猛烈攻击，曾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
１９３３年雅斯贝尔斯被排斥于大学的行政事务之外，１９３７年他被剥夺了教授职位，１９３８年以后他的著作权也被剥夺。这时尽管雅斯贝尔斯也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但他却“体验到了在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中失掉法律保障的滋味”。（第７５页）在纳粹铁蹄下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生活――他和妻子随时都有被屠戮的可能――使得他产生了“世界公民”（Ｗｅｌｔｂüｒｇｅｒ）的设想：“首先作为一个人，然后在这个背景下才从属于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在国家之上、人们得以最后向之求助的法庭，一项能给被他的国家不顾法律加以蹂躏的个人以合法帮助的法律！”（第８０页）实际上“世界公民”只是雅斯贝尔斯以“世界”（Ｗｅｌｔ）一词作为开头所创造的几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之一，除此之外尚有：世界方向（Ｗｅｌｔｏｒｉｅｎｔｉｅｒｕｎｇ）、世界哲学（Ｗｅｌ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世界意识（Ｗｅｌｔ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以及世界历史（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雅斯贝尔斯之所以使用“世界”一词的原因在于，他要冲破狭隘的民族概念。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框架，而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内是没有办法用民族的材料来填充的。拿世界哲学作为例子，即使是西方哲学也是太狭隘了。可以明确地讲，对雅斯贝尔斯来说，人类并没有具体地拥有过这样的哲学。（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序”第４页）雅斯贝尔斯将他的政治思想确定在“世界公民”这一预想的立场上：“在世上，不论在哪里只要我感受到那种承认对人性，亦即对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力，负有责任的政治思想的崇高精神，同时又感到为一个唯一伟大的理想而甘愿牺牲的力量和勇气，以及对这理想绝不动摇的誓言，我就在哪里得到希望。”（第８５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欧洲文化精神对他来说依然是过于狭窄，他将视线放在了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
纵观雅斯贝尔斯一生，跟一般的德国人相比，他对人生的体验渗透更多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因此对他来讲，对自我的归属以及对文化的认同感的意识更加自觉。在纳粹暴政的年代，在整个德意志民族生命发生大病痛的危难时刻，引发了雅斯贝尔斯对生命的深沉体验以及如何使欧洲历史传统薪火相传、继世不绝的使命感。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依据其个人经历并对之进行反思而形成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对自我社会角色的反思，是对承继欧洲乃至世界文化精神的使命感的强调。卡尔・多伊奇（Ｋａｒｌ Ｗ．Ｄｅｕｔｓｃｈ）在《悲剧的超越》英译本序中指出：“虽然卡尔・雅斯贝尔斯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人物，但作为一个德国思想家，他的根却深深驻扎在德国传统之中。他的作品乃是一个由思想家和诗人所组成的深层德国继续存在的活生生的证明。他的作品蕴含在伟大的德国传统之中，这一传统将渊博的知识学问与丰厚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悲剧的超越》，“序”第２页）
多伊奇这个所谓的深层德国，正是雅斯贝尔斯所秉承的欧罗巴的传统，是那个指向世界哲学、世界方向的无限开放的西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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